艰难的漕运

　　宗纬一行从运河南下，这次气候是夏天，河岸两边郁郁葱葱，草木繁茂。前两次都是随着父亲，天气又寒冷，宗纬不大愿意出头露面。这次，自己带着船队南下，凡事要靠自己，他也有了更多观察两岸风物的机会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宗纬指派郑老三租用了打船行永辉的船，这家船东在漕运总督衙门有靠山，挂了一面四品文官的旗帜，沿途可以少很多麻烦。虽然多花了三成银子，宗纬还是觉得划算。

　　明清时期漕运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情，为此朝廷设置专门的机构来管理遭运。清代漕运管理系统和河道治理系统职责上更加分明，制度上更加规范。顺治初年，清廷设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各一名，作为负责漕粮运输和河道治理的最高行政长官，正式将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纳入官制，二者官秩均为正二品，兼兵部尚书或都察院右都御史衔者为从一品，与其他八大地方总督地位平等。

　　漕运总督以下之设官有巡漕御使、督粮道、管粮同知等，所辖军队称“漕标”。河道总督所属机构，乾隆　以后定为道、厅、汛三级，分段管理。属官有河库道、河道、管河同知、通判等，所辖军队称为“河标”。但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衙门内均不设属官，只设书吏二十人，办理衙门内一应文牍事宜。

　　清代漕运总督衙门仍驻淮安，管辖山东、河南、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浙江、湖北、湖南八省漕政，具体负责漕运、检选运弁、漕船修造、查验回空、督催漕欠等事务。从漕粮收缴、起运，到漕船北上过淮、抵达通州，漕督都要亲自稽核督查，运输过程中出现的重要情况均需随时向皇帝报告。康熙二十一　年（1682年）规定，粮船过淮后，总漕应随船北上，率所属员弁视察运道情况，调度全漕。粮船过津后，总漕即入京觐见述职，而后回淮办理下年之征收起运诸事。

　　河道管理由北河总督、南河总督、东河总督等分段管理。但是运河年久失修，运输功能已经弱化。而且，因为保运河，放任黄河夺淮入海，淮河中下游连年灾害，这里的百姓成了被遗忘的人，代价沉重。朝中议论了多次，改为海运粮食，代价更小，但是因循守旧的朝廷竟然难以决断。1845年因为京师缺粮，紧急从海路运粮。守旧派一直要改回来，后来因为洪杨军起事和几年后黄河改道，运河基本失去了漕运功能，才算作罢。

　　如今的运河比起几年前已经冷落了很多。表面的冷落，下面暗流汹涌。管理河道的官兵，航行于河道的权贵，码头的混混和衙门都是喜欢生事的，为了与之抗衡，负责遭运的组织了漕帮。漕帮祖师翁钱潘三祖成帮于雍正二年；据帮内文献记述：雍正帝通令各省，挂榜招贤办理漕运。翁钱潘三位祖师，得到这个消息，心中大喜，便到抚署揭了黄榜。那时河南抚台名田文镜。三位祖师见了田巡抚，说了来历，便条陈整顿漕运办法。田巡抚大喜，当与漕督同本上奏。雍正帝当旨谕，饬三位祖师归漕河总督张大有节制，并听命于勘视河工钦差何国宗指挥。三位祖师便辞别田巡抚，来到清江浦，请见张漕台及何钦差。何张二人，即命三位监造粮船，并督理浚河修堤工程。三位祖师，复请张何二人转奏，请恩准许开帮收徒，以便统一粮务。清廷批准所请。

　　漕帮组织成为保护本身利害的一大工会，受到了中下层官兵和水手的普遍欢迎。当时漕船上从押运的小武官到水手，饱受各种势力的欺凌。

　　在陆地上，受到各种刁难。逢关过闸的官员，甚至夫役，伸手勒索，倘不满足其贪壑，则多方刁难漕船，误了期限，漕船自己负责。各处码头上的地头蛇，往往勾结旗员，纠缠漕丁或漕船，藉故生事，无理取闹，以为敲诈勒索的手段。

　　在河道里，漕船也受到各种有来头船只的欺凌：一、官船，尤其是钦差的官船，在运道中有优先通过的权利，漕船必须让道。二、水师船只有军事上的理由，当然比漕船神气。三、最气人亦最无奈何的是，来自云南的铜船。押运铜船是个极苦的差使，因此铜船上的水手，都持不在乎的态度。铜船吃水甚重，在运道中横冲直撞，当者披靡，或者同时沉没。打起官司来，铜船必占上风，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，铜船因为船身重，吃水深，不易控制，运道中只有别的船让铜船，铜船无法让别的船，别的船自己不小心，撞沉了活该。

　　漕船尚且如此，民船就更不用说了。漕船遇到民船也会由山羊变成豺狼。民船是这个食物链的最低一层。前两次随父亲往返于天津和峡石之间，父亲一路打点、赔小心，种种辛苦，宗纬躲在船舱里并不知道。这次看到沿途民船的艰难，他很有感触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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